價值觀改變日本

天下雜誌第100期1989/09/01呂美女


一黨獨大的日本自民黨,由於忽視了日本社會中產階級,婦女及年輕人的價值改變,而慘敗給社會黨。中產階級抗議房地產與股票狂飆使他們成為新貧、婦女不滿政客的欺瞞與背信忘義、年輕人追求個性化與休閒……。

 
7月底,在一片反自民黨的聲浪中,自民黨30餘年來首度在參議院選舉中,輸給日本第一大反對黨社會黨。事後,眾議員椎名素夫分析由自民黨流向社會黨約6百萬張選票,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其中,主要為婦女和都市薪水階級。
 
長久以來,日本為了謀求經濟發展,幾乎所有的薪水階級,在成功的企業管理下,以長時間的工作,為企業、為日本賺取外匯。但是,就在國民所得已經達2萬美元的今天,日本的薪水階級仍然過著早出晚歸的生活,下班後仍然得到擁擠不堪的居酒屋去喝酒,住的地方仍然是兔子窩。
 

「新貧」階級的憤怒


有兔子窩還算是不錯的。每日新聞政治部副部長鈴木健二,4年前赴美出差3年,出發前將房子賣掉,換成美金。誰知道回國時美金貶值50%,房價漲了1倍,因而變成無住屋者階級。
 
以往,日本有90%以上的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但是隨著股票、地價的飆漲,中產階級的差距也拉大了。買股票、買地致富的,被稱為新富階級,而大部分買不起房子的則自認為是「新貧」階級。
 
新貧階級最大的不滿主要還是在於終其一生無法買到合意的房子,離東京車程1小時,2房1廳(廚房、臥室、餐廳)的房子,一幢大約價值5千萬日幣,「平均年薪只有5百萬的薪水階級,不吃不用也要10年以上,才能有5千萬,」日經商業周刊總編輯佐藤富男感慨的說。
 
對於本身沒有房子,與父母同住的薪水階級而言,不滿的緣由則是高達5成的遺產稅。在共同通訊社已經任職29年,目前擔任解說委員的橫川和夫,因為子女人數較多,至今沒有儲蓄,也買不起房子,因此和父母同住。父親的房子雖然時價達到3億5千萬日幣,但是未來繼承時得先賣掉一半的土地,才能繼承。工作29年,每年可得1個月年假卻從來不曾休完過的橫川也不勝感慨:「物質生活上日本雖然比東南亞地區好,但是在某些方面,如家庭生活,日本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
 
高價的土地、高比例的遺產稅之外,子女的教養費用也令薪水階級感到拮据。根據媒體的調查,就讀東京的私立大學,4年前所需的學雜費及生活費至少要1千2百萬圓。
 
眼見自己終日奔波,尚未到手的薪水袋還得先扣繳所得稅,日本的政治家們卻以「政治獻金」的名目,動輒收取數千萬圓的企業獻金。企業寧可將錢送給政客,也不願分配給員工,令日本薪水階級感到不平。
 
再則,日本空有世界第2位的GNP,居住環境卻連四小龍都不如,也令日本中產階級為「國富民窮」感到不滿。由於日圓升值,日本人到海外旅行的人,越來越多(每年超過7百萬人),眼見自己的居住環境在和歐美甚至鄰國相比之下,相見形絀,不滿之情也越發尖銳。
 
「許多人並不見得贊成社會黨,只不過為表示對自民黨的抗議,為教訓自民黨而投了反對票,」一位總編輯說。批判自民黨的另一股暗流則是婦女的參政意識。一向居於弱勢的婦女,也以選票表達她們對日本生活品質的不滿。
 
戰前既沒有投票權,甚至連報考東京帝大的資格都沒有的日本婦女,為什麼突然間有能力批判,甚至影響日本的政治呢?「主要是因為婦女受教育和工作機會提升之故,」讀賣新聞解說委員會大井啟資說。例如:到了1960年代後期,女性的高中入學率已經超過男性。今天日本女性的大學入學率超過男性,擁有高學歷的女性愈來愈多。
 

女人走出家庭

在經濟上,日本家庭主婦對家計方面擁有的決定權比世界其他國家都高。1960年代以後,投入非正式、臨時工作的婦女不斷增加,加上近年來投入就業市場的職業婦女,使日本婦女勞動人數已有1千6百萬,超過專業家庭主婦。
 
儘管目前在企業界對女性仍有一些岐視,例如不給予好的工作、晉升機會和在職訓練,但是日本政府於1986年公布「男女雇用均等法」之後,也開始注重女性勞動者的問題,成立財團法人「女性職業財團」,辦理各種訓鍊活動和講習,協助女行獲得與男性一樣的工作待遇。
 
女性就學、就業率提高,固然對女性意識的覺醒有幫助,但是,「對提升女性政治意識最有幫助的,還是社團活動、媒體海外旅行,」產經新聞文化部長渡邊秀茂搖著手上的摺扇緩緩地說。「由產經文化版的主題變化可以看出,日本女性關心的已經不只是料理、插花、或育兒方法,她們更關心股票,稅金和女性勞動者的問題。」
 
女性學習態度的不同,也會影響其思考。日本男性有時也參加各種「生涯學習」,但是男性通常比較目標取向。例如,學英文是為了增加實力,最終目的可能是為了晉升;相對的,參加同樣講習的女性可能就沒有這種壓力,在單純為學習而學習的情況下,女性的斯考範圍比較大,也比較喜歡去探討事物的哲理,凡事都要問「公不公平」,因此社會黨土井多賀子委員長認為:「在問題點上,女性的追問往往會很徹底。」
 
因此,女性對政治家的要求也比較嚴苛。政治家的一舉一動,透過媒體的報導,女性便能立即反應。例如消費稅實施之後,幾乎所有的輿論調查都呈現出女性對自民黨及當時首向竹下登的不信任。前首相宇野宗佑的醜聞案一爆發,輿論調查聲望馬上下跌,也是肇因於女性的憤怒。難怪土井說:「婦女的憤怒遠比男士的憤怒要發揮作用。」
 

價值觀趨向多元化

婦女與中產階級的改變,是影響日本最近選舉的主要因素,不過就更長遠的眼光看,日本人的個人化與價值觀的多樣化,此後也將對日本的政治帶來影響。日本人個人化的演變,可以由衣、食、住的改變看出。

1989年8月的東京,可能是正逢暑假之故,上下班時間內走在路上的藍色(西裝)人潮突然變得花花綠綠,以往女孩子們情有獨鐘的直髮加瀏海的髮型也變得長短不一、花樣百出。擺在貨架上的家電用品,型式,顏色多變化,不再以黑、白為主。有人甚至在6張榻榻米(3坪)大的房間裏、擺著36吋的電視機,增加視覺享受。
 
聲稱日本正在進行「軟體化」的日本軟體經濟(研究)中心理事日下公人表示:「日本已經脫離大量、畫一生產的時代。」他認為未來日本的消費將會「走向講求個性、個別服務、個別設計和特殊商品的時代,而且不僅是商品和生活會改變,未來日本人的價值觀也會趨向多元化。」
 
此外,日下同時也認為,儘管一些中產階級仍然存著「只要經濟行,政治不行也無妨」的觀念,但是由於富裕、自由,使日本人原來就較外國人顯著的「潔癖」更為強烈,甚至延伸至政治層面。
 
「時下的高中生,無論男女,每天早上都有洗頭的習慣,出門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餐廳的餐具、電車、計程車的座墊,都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在學校裏,身上不夠乾淨的小孩甚至會遭道凌辱。」女性更為顯著,「日本女性不但要求東西清潔,甚至要求政治上的清潔。」
 在女性、中產階級、甚至年輕一代價值觀的改變下,日本的政治是否會因而有所改善,仍是個未知數,但是有許多薪水階級已經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家庭和自己的休閒生活上。渡邊秀茂認為,日本人開始注重心靈的教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沒有心靈的教育,永遠培養不出偉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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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難立錐?

天下雜誌第100期1989/09/01楊瑪利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在房地產狂漲的情勢下,有什麼方法可以開發更寬廣的生活空間?

台灣有一群上班族正在生氣。

不管在電話兩端、同學會聚餐、甚至是躲在辦公室的一角閒談,一群年紀大致在二十五歲到四十歲間、大部分是在台北沒有「祖產」,或是從外縣市擠進大台北都會區的薪數階級,最進總是圍繞著1、2個令他們共同憤怒及沮喪的話題。 

令這群不乏碩士甚至博士的上班族「動肝火」的話題之一是:「薪水上漲追不上房價飆漲」。儘管近2個月台灣的房、地產價格飆漲也暫緩的趨勢,但自民國75年以來,縱觀台北各區的房地產價格,平均漲幅是3到5倍;薪水漲幅卻只有20%到30○%(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薪資及生產力調查),兩者間的巨幅落差,已使目前仍是無屋無產的薪水階級,產生永無立錐之地的恐懼。 


徵婚,無屋者免談
從恐懼、憤怒進而無奈,有人開始用幽默有帶有強列諷刺的話語來控訴社會的不正常。例如男性會說:「房價從門口飆進來,愛情從窗口飛出去;」女性則說:「徵婚,無屋者免談。」 

伴隨著「薪資追不上房價」的困擾,另一個令不少薪水階級無法消受的主題是:「不投機就會被淘汰!」3年來由於社會上金錢遊戲的盛行,不管是早期的大家樂、現在的六合彩,或是股票、期貨、投資公司……,都吸引不少人投入。一位期貨公司女營業員說:「一不小心一個月就賺了20、30萬(甚至百萬),擋都擋不住!」這這場近乎賭博的流行中,類似的說法時有所聞。另一位任職廣告公司業務員(AE),月收入2萬餘的國內大學畢業生就表示,他聽了這位期貨營業員的話之後,覺得「很不是滋味」。 

無屋者越來越多這種「相對所得」比較後的不平衡感,又加深了許多人對房價「仰之彌高」的抱怨。目前服務於文化傳播事業,沒有時間、閒錢進證券公司的一對年輕留美碩士夫婦,在台北租屋而住,一談到買房子,已習慣性的丟下一句話:「現在連想都不敢想。」但是,在他們周圍的朋友中,不少對夫婦的薪水加起來沒有他們多,卻由於「營業外」(股票等)收入豐碩,擁有房子和汽車。許多人士擔心這是另一種社會動盪的根源。「股票、房地產和勞動價格脫節,正是現在經濟的最大問題,」產業經濟學家薛琦指出。「中產階級新生代不斷產生,眼見單靠薪水購屋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不平之鳴必會日多,」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所長謝潮儀亦為文提出隱憂。

但是,當一群沒有房子的人結合為「無住屋者團結組織」,走上街頭抗議,露宿,展開一場新興的都市社會運動時,當候選人以「窮人最後一次選舉」作為年底選戰的訴求時,這群人的心聲顯然越來越不容忽視。 

尤有甚者,隨著台灣都市化的發展趨勢,湧入都會區「討生活」的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年輕人)將日益增加,如果房價和薪資的落差持續擴大,買不起房子的人也將越來越多。以大台北地區為例,目前有510萬人口,至公元2000年將增加為650萬,新增加的「戶」數,如何讓他們「住者有其屋」,已經是現在主政者必須未雨綢繆的課題。


投機、投資占7成
表面看,導致今天高房價、新一代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並不是真的供需失調,而是近3年來社會游資太多,其中部分資金介入房地產投機炒作所造成。

「有3成多短線投機客,(賺買賣差價),有3成多中長期投資客(非自用,但出租),只有3成多是自用戶。」衛明不動產週報總經理蔡為民在77田房價持續上漲期間,曾到各預售房屋工地調查購屋人的動機,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正由於有近7成購屋者將房屋視為獲利的商品,才造就了建築商和房屋仲介業哄抬價格的大好機會。 

「我們搞設計的,設計費反正固定。但建設公司賣房子,今天定價35萬(1坪);一看人買的人多,明天就定37萬;再過幾天,又漲41萬。反正他們認定:『你不買,別人會買。』」一位建築設計師道出這一段他所知道的真實案例。 

一位住在忠孝東路4段巷子裏的市民則強調,他「親眼目睹」某仲介公司透過與大樓管理員的密切連繫,壟斷該地區所有中古屋市場,只要該地區有人要賣房子,管理員會馬上通知仲介業者。他的住所附近有一棟房子,原來屋主預備賣1坪15萬,「隔一個晚上,由於仲介公司介入,馬上翻身為1坪29萬,」他以十分篤定的語氣道出仲介公司抬價的本領。 


房價一日好幾市
在房屋市場最熱絡的時節,「一日三市,早上賣,晚上就後悔的情況,時有所聞,」經營建設公司的淡江大學合作經濟系副教授莊孟翰指出。
 
試圖解決由於游資過剩,造成房價飆漲的辦法是,一方面為游資尋找合理的出路,如開放公營事業股票、發行公債進行公共投資;另一方面是透過金融管制措施,提高貸款利率,降低貸款額度,這樣也許可以使一些純粹做短線投機的人望而卻步。近2個月,中古屋銷售量跌了4成,不少預售房屋的銷售率也只有3成,即是政府金融管制措施奏效的結果。
 
然而,儘管政府針對導致房價不合理的表面原音所制定的打壓措師,已經有了一點成效,但房屋市場不健全所牽連出來的土地利用政策、租稅制度、政治財閥糾結……等錯綜複雜的結構和制度性問題,才是應予重視的根本問題。否則,政府目前的努力難免被譏為是「今年選舉前的心戰喊話,是選舉牌,」一家房屋代銷公司總經理表示。「選舉一過,房價是否會再反彈上來?」住商不動產研究室經理黃明峰便如此懷疑。


平均地權是烏托邦
試圖撥開這盤根錯節的問題叢林,清出一條可以窺看究竟的脈絡,首先呈現的就是「平均地權」理念根本無法落實。

至今仍被政府奉為土地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在孫先生的原始構想裏,「漲價歸公」是達到平均地權的最佳途徑,「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是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如此說。

但是,這一套在農業時代提出來,要防範工商業發達後可能出現的土地被壟斷、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在台灣雖一直被奉為土地政策的原則,但卻從來沒有實行過。現在,無論在地價估定、稅制規定或是防止土地成為投機炒作的商品等問題上,台灣都急切期待根本的解決。

在地價方面,政府的公告地價遠遠低於民間的實際成交價(市價),一直是個令人批評的話題。今年7月政府年度調整全省公告現值,平均大約只達市價的44%。如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從延吉街到敦化南路口,市價是一坪330萬元,但公告現值是124萬,幾乎只有市價的4成。


羊毛出在羊身上
公告地價與市價差距太遠,直接影響土地增值稅的課徵,使漲價歸公的理念更加難以落實。由於政府課徵的增值稅,是按土地買時和賣時的公告現值差價,累進課以40%到60%不等的稅。因此,不但課稅的計算標準遠低於市價,使政府稅收減少;同時,同樣一筆土地在同一年度內多次買賣,由於沒有公告現值的差價,可以免課增值稅,等於間接助長短線投機的風氣。 

另外,公告現值每年調高1次,還會帶動市價再飆漲,原因是「賣地的人會把增值稅轉嫁到買主身上,」衛明週報蔡為民指出:「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

地價制度與稅收的缺失,使許多人開始懷疑漲價歸公的理念是個烏托邦,甚至建議取消土地增值稅。台北市建築投資公會常務理事江輝雄即建議,漲價既然歸不了公,現行的制度又方便民間鑽漏洞,何不仿照歐美,將交易後的收入(資本利咳),併入個人所得中,累進課稅。 

特權左右政府圖利
地價、稅制外,另一項土地問題是少數的特權財團炒作壟斷土地。

特權左右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圖利,由來已久。一位在地政機關服務達30餘年的老公務員回憶,民國53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草案中規定土地漲價的利益將完全歸公,地價稅也將加重累計課征,當時即遭到本省籍民選立委的反對而無法通過。
 
隨著台灣從農業社會邁入工商社會,都市化的問題開始湧現,部分財團和特權階級想盡辦法滲入各縣市都市計畫委原會,左右土地開發政策、掌握內幕消息,以圖利自己的傳聞,亦屢見不鮮。由於都計會討論都市變更計畫時(如某區土地將從農地變建地),在作業階端民眾完全不能參與,但勢力已伸展到都計會的財團,卻能掌握內幕消息,先大肆收購未變更前的土地,等到變更案通過、公布,該區的土地馬上暴漲,財團因而獲得暴利。 


市場透明化 
身為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原會一員,政大地政所副教授謝友文感受深刻:「每次都計會開會,隔壁房間坐著的(有意圖的)民意代表比開會的委員還要多。」

「都市計畫是貪污的同義詞,」一位台大都市與城鄉規畫研究所教授語帶憤怒的說。

理念與現實脫節、政治運作與社會大眾利益衝突,或許正是40年來台灣土地政策發展的「特色」。未來台灣人口每年將以35萬的數目增加,其中大多數又集中在都會區,人與地的緊張關係勢必日益吃緊,如何防止房地產價格再繼續被惡性哄抬、壟斷,使社會平均分配的正義得以申張,保障每個人「住」的權利,已是今日必須解決的問的。 

「透明化」迫切需要。放眼世界其它國家的作法,要防止房價一日好幾「市」的炒作,儘快建立房地市場資訊交流中心,集合買主、賣主公開比價、議價是個良策。「將所有行情集中透明化,個別炒作將很難,」林朝興曾在美國紐約房地產服務5年,再回到國內業界。據他分析,台灣房地價所以短期內一再上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沒有公開比價的情況下,賣主可以任意哄抬,而導致脫軌。 

2個月來,經濟部政務次長王建煊研議成立「不動產交易所」,試圖將房地產買賣如證券市場般統一操作管理,也是出於市場透明化,可以防止哄抬的想法。
 

房租收不完
買賣透明,能防範房地產「虛胖」的價格,所有人民的財產登記透明,則能防範人頭泛濫,財團壟斷土地。擁有會計師資格的江輝雄指出,台灣大財閥大肆找人頭買土地,不但可以分散稅賦,也可以躲開大眾耳目,保持神秘:「但這套模式是外國極少有的。」他進一步舉日本為例,由於日本財稅機關已能充分掌握全國人民財產資料,任何人頭都可能面臨被政府追查資金來源的命運,要做財團的「替身」並不容易。 

淡大莊孟翰副教授責建議政府緊盯著一些習慣在不動產市場上興風作浪的財團,一方面監督其資金流向,讓財產透明,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市場壟斷。

此外,針對台灣許多擁有百戶以上房子出租、被謔稱為「(每月)從初一到三十,房租收不完」的房東們,有人提議建立房屋坪數累進稅,亦即規定每人一定的居住坪數可以免稅,超過就累進課稅,以縮小這些不勞而獲的寓公們造成的社會不公平,間接抑止「屯積」房屋的風氣。


住在郊區是懲罰?
基本上,地狹人稠是台灣難以改變的現實,當土地不足時,公共建設應可發揮更大的功能。如快速又便宜的大眾運輸系統,即可以擴大都市範圍,將人口外移,爭取更多的土地資源,紓解一部分住屋擁擠問題。 

「都會圈的擴大,要有公共工程投資配合,否則住在郊區是一種懲罰,」社會趨勢觀察家詹宏志指出。 

然而,現階段我們需要的公共工程豈只是交通一項。當社會上許多人對現況不滿,對未來能否安居感到恐懼,而另外一群人卻能大玩特權投機遊戲時;社會大眾更渴求的,其實是社會公平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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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屋者」要說話

天下雜誌第100期1989/09/01楊瑪利

從1隻不帶殼、雙眼會掉淚、神情沮喪的蝸牛做為精神象徵開始,2個月來接二連三走上台北街頭抗議房價太高的「無住屋者團結組織」一直以溫和、幽默、諷刺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從剛剛落幕的萬人夜宿忠孝東路,到正在規畫的百對無屋佳偶街頭集體結婚,「無住屋」度員大眾的模式,令不少人在乍聽之下都會心一笑。 


「社會改革是件好事,要用辦喜事的方式來做,」該組織發起人--板橋埔心國校老師李幸長強調,為了爭取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可以安身的「窩」,猶如每隻蝸牛都會有一個護身的殼,「無住屋」雖走上街頭,卻不會出現街頭暴力、不與任何政黨掛鉤、也不容許任何有政治企圖的人加入為會員,「因為我們都是中產階級…,」李幸長進一步補充。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正是「無住屋」最具時代意義的特點。儘管走上街頭之際,仍保持了傳統性格--理性,卻也突破了中產階級就是沈默大眾的形象。 

「小學老師4個字代表的就是溫和理性,也時甚至是懦弱消極,像我們這類中產階級以前是沈默的;」當李幸長作在「無住屋」總部裏如此訴說時,一旁,服務於貿易公司的年輕人馬上補充說:「現在要覺醒起來!」話語初歇,另一位服務於交通部公路局的公務人員又語帶興奮地表示:「這是台灣社會成敗的關鍵。如果失敗,表示中產階級是毛被拔光還不會叫一聲。」

令這群會員年齡大約在25到35歲間,其中至少有1/4擁有大學以上文憑的中產階級不滿與激動的原因,在於財團把房子當成投機商品炒作;而政府官員還一天到晚發表:「我們會幫中低收入戶蓋國宅,但是自由市場的運作不要去干預,」的言論,卻拿不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我們到底標榜民生主義?還是乾脆修改憲法,變為資本主義?」他們質疑政府。他們批評炒作房地產的人「是不帶刀槍的強盜,文明野蠻。」也因而招致一些業者反擊他們「如同共產黨。」從沈默到選擇發言,「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訴求,能得到滿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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