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改變日本

一黨獨大的日本自民黨,由於忽視了日本社會中產階級,婦女及年輕人的價值改變,而慘敗給社會黨。中產階級抗議房地產與股票狂飆使他們成為新貧、婦女不滿政客的欺瞞與背信忘義、年輕人追求個性化與休閒……。
7月底,在一片反自民黨的聲浪中,自民黨30餘年來首度在參議院選舉中,輸給日本第一大反對黨社會黨。事後,眾議員椎名素夫分析由自民黨流向社會黨約6百萬張選票,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其中,主要為婦女和都市薪水階級。
長久以來,日本為了謀求經濟發展,幾乎所有的薪水階級,在成功的企業管理下,以長時間的工作,為企業、為日本賺取外匯。但是,就在國民所得已經達2萬美元的今天,日本的薪水階級仍然過著早出晚歸的生活,下班後仍然得到擁擠不堪的居酒屋去喝酒,住的地方仍然是兔子窩。
「新貧」階級的憤怒
有兔子窩還算是不錯的。每日新聞政治部副部長鈴木健二,4年前赴美出差3年,出發前將房子賣掉,換成美金。誰知道回國時美金貶值50%,房價漲了1倍,因而變成無住屋者階級。
以往,日本有90%以上的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但是隨著股票、地價的飆漲,中產階級的差距也拉大了。買股票、買地致富的,被稱為新富階級,而大部分買不起房子的則自認為是「新貧」階級。
新貧階級最大的不滿主要還是在於終其一生無法買到合意的房子,離東京車程1小時,2房1廳(廚房、臥室、餐廳)的房子,一幢大約價值5千萬日幣,「平均年薪只有5百萬的薪水階級,不吃不用也要10年以上,才能有5千萬,」日經商業周刊總編輯佐藤富男感慨的說。
對於本身沒有房子,與父母同住的薪水階級而言,不滿的緣由則是高達5成的遺產稅。在共同通訊社已經任職29年,目前擔任解說委員的橫川和夫,因為子女人數較多,至今沒有儲蓄,也買不起房子,因此和父母同住。父親的房子雖然時價達到3億5千萬日幣,但是未來繼承時得先賣掉一半的土地,才能繼承。工作29年,每年可得1個月年假卻從來不曾休完過的橫川也不勝感慨:「物質生活上日本雖然比東南亞地區好,但是在某些方面,如家庭生活,日本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
高價的土地、高比例的遺產稅之外,子女的教養費用也令薪水階級感到拮据。根據媒體的調查,就讀東京的私立大學,4年前所需的學雜費及生活費至少要1千2百萬圓。
眼見自己終日奔波,尚未到手的薪水袋還得先扣繳所得稅,日本的政治家們卻以「政治獻金」的名目,動輒收取數千萬圓的企業獻金。企業寧可將錢送給政客,也不願分配給員工,令日本薪水階級感到不平。
再則,日本空有世界第2位的GNP,居住環境卻連四小龍都不如,也令日本中產階級為「國富民窮」感到不滿。由於日圓升值,日本人到海外旅行的人,越來越多(每年超過7百萬人),眼見自己的居住環境在和歐美甚至鄰國相比之下,相見形絀,不滿之情也越發尖銳。
「許多人並不見得贊成社會黨,只不過為表示對自民黨的抗議,為教訓自民黨而投了反對票,」一位總編輯說。批判自民黨的另一股暗流則是婦女的參政意識。一向居於弱勢的婦女,也以選票表達她們對日本生活品質的不滿。
戰前既沒有投票權,甚至連報考東京帝大的資格都沒有的日本婦女,為什麼突然間有能力批判,甚至影響日本的政治呢?「主要是因為婦女受教育和工作機會提升之故,」讀賣新聞解說委員會大井啟資說。例如:到了1960年代後期,女性的高中入學率已經超過男性。今天日本女性的大學入學率超過男性,擁有高學歷的女性愈來愈多。
女人走出家庭
在經濟上,日本家庭主婦對家計方面擁有的決定權比世界其他國家都高。1960年代以後,投入非正式、臨時工作的婦女不斷增加,加上近年來投入就業市場的職業婦女,使日本婦女勞動人數已有1千6百萬,超過專業家庭主婦。
儘管目前在企業界對女性仍有一些岐視,例如不給予好的工作、晉升機會和在職訓練,但是日本政府於1986年公布「男女雇用均等法」之後,也開始注重女性勞動者的問題,成立財團法人「女性職業財團」,辦理各種訓鍊活動和講習,協助女行獲得與男性一樣的工作待遇。
女性就學、就業率提高,固然對女性意識的覺醒有幫助,但是,「對提升女性政治意識最有幫助的,還是社團活動、媒體海外旅行,」產經新聞文化部長渡邊秀茂搖著手上的摺扇緩緩地說。「由產經文化版的主題變化可以看出,日本女性關心的已經不只是料理、插花、或育兒方法,她們更關心股票,稅金和女性勞動者的問題。」
女性學習態度的不同,也會影響其思考。日本男性有時也參加各種「生涯學習」,但是男性通常比較目標取向。例如,學英文是為了增加實力,最終目的可能是為了晉升;相對的,參加同樣講習的女性可能就沒有這種壓力,在單純為學習而學習的情況下,女性的斯考範圍比較大,也比較喜歡去探討事物的哲理,凡事都要問「公不公平」,因此社會黨土井多賀子委員長認為:「在問題點上,女性的追問往往會很徹底。」
因此,女性對政治家的要求也比較嚴苛。政治家的一舉一動,透過媒體的報導,女性便能立即反應。例如消費稅實施之後,幾乎所有的輿論調查都呈現出女性對自民黨及當時首向竹下登的不信任。前首相宇野宗佑的醜聞案一爆發,輿論調查聲望馬上下跌,也是肇因於女性的憤怒。難怪土井說:「婦女的憤怒遠比男士的憤怒要發揮作用。」
價值觀趨向多元化
婦女與中產階級的改變,是影響日本最近選舉的主要因素,不過就更長遠的眼光看,日本人的個人化與價值觀的多樣化,此後也將對日本的政治帶來影響。日本人個人化的演變,可以由衣、食、住的改變看出。
1989年8月的東京,可能是正逢暑假之故,上下班時間內走在路上的藍色(西裝)人潮突然變得花花綠綠,以往女孩子們情有獨鐘的直髮加瀏海的髮型也變得長短不一、花樣百出。擺在貨架上的家電用品,型式,顏色多變化,不再以黑、白為主。有人甚至在6張榻榻米(3坪)大的房間裏、擺著36吋的電視機,增加視覺享受。
聲稱日本正在進行「軟體化」的日本軟體經濟(研究)中心理事日下公人表示:「日本已經脫離大量、畫一生產的時代。」他認為未來日本的消費將會「走向講求個性、個別服務、個別設計和特殊商品的時代,而且不僅是商品和生活會改變,未來日本人的價值觀也會趨向多元化。」
此外,日下同時也認為,儘管一些中產階級仍然存著「只要經濟行,政治不行也無妨」的觀念,但是由於富裕、自由,使日本人原來就較外國人顯著的「潔癖」更為強烈,甚至延伸至政治層面。
「時下的高中生,無論男女,每天早上都有洗頭的習慣,出門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餐廳的餐具、電車、計程車的座墊,都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在學校裏,身上不夠乾淨的小孩甚至會遭道凌辱。」女性更為顯著,「日本女性不但要求東西清潔,甚至要求政治上的清潔。」
在女性、中產階級、甚至年輕一代價值觀的改變下,日本的政治是否會因而有所改善,仍是個未知數,但是有許多薪水階級已經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家庭和自己的休閒生活上。渡邊秀茂認為,日本人開始注重心靈的教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沒有心靈的教育,永遠培養不出偉大的政治家。」
eXfuze F1 team --- the power of se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