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這群不乏碩士甚至博士的上班族「動肝火」的話題之一是：「薪水上漲追不上房價飆漲」。儘管近2個月台灣的房、地產價格飆漲也暫緩的趨勢，但自民國75年以來，縱觀台北各區的房地產價格，平均漲幅是3到5倍；薪水漲幅卻只有20％到30○％（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薪資及生產力調查），兩者間的巨幅落差，已使目前仍是無屋無產的薪水階級，產生永無立錐之地的恐懼。　

從恐懼、憤怒進而無奈，有人開始用幽默有帶有強列諷刺的話語來控訴社會的不正常。例如男性會說：「房價從門口飆進來，愛情從窗口飛出去；」女性則說：「徵婚，無屋者免談。」　

伴隨著「薪資追不上房價」的困擾，另一個令不少薪水階級無法消受的主題是：「不投機就會被淘汰！」3年來由於社會上金錢遊戲的盛行，不管是早期的大家樂、現在的六合彩，或是股票、期貨、投資公司……，都吸引不少人投入。一位期貨公司女營業員說：「一不小心一個月就賺了20、30萬（甚至百萬），擋都擋不住！」這這場近乎賭博的流行中，類似的說法時有所聞。另一位任職廣告公司業務員（AE），月收入2萬餘的國內大學畢業生就表示，他聽了這位期貨營業員的話之後，覺得「很不是滋味」。　

無屋者越來越多這種「相對所得」比較後的不平衡感，又加深了許多人對房價「仰之彌高」的抱怨。目前服務於文化傳播事業，沒有時間、閒錢進證券公司的一對年輕留美碩士夫婦，在台北租屋而住，一談到買房子，已習慣性的丟下一句話：「現在連想都不敢想。」但是，在他們周圍的朋友中，不少對夫婦的薪水加起來沒有他們多，卻由於「營業外」（股票等）收入豐碩，擁有房子和汽車。許多人士擔心這是另一種社會動盪的根源。「股票、房地產和勞動價格脫節，正是現在經濟的最大問題，」產業經濟學家薛琦指出。「中產階級新生代不斷產生，眼見單靠薪水購屋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不平之鳴必會日多，」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所長謝潮儀亦為文提出隱憂。

但是，當一群沒有房子的人結合為「無住屋者團結組織」，走上街頭抗議，露宿，展開一場新興的都市社會運動時，當候選人以「窮人最後一次選舉」作為年底選戰的訴求時，這群人的心聲顯然越來越不容忽視。　

尤有甚者，隨著台灣都市化的發展趨勢，湧入都會區「討生活」的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年輕人）將日益增加，如果房價和薪資的落差持續擴大，買不起房子的人也將越來越多。以大台北地區為例，目前有510萬人口，至公元2000年將增加為650萬，新增加的「戶」數，如何讓他們「住者有其屋」，已經是現在主政者必須未雨綢繆的課題。

表面看，導致今天高房價、新一代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並不是真的供需失調，而是近3年來社會游資太多，其中部分資金介入房地產投機炒作所造成。

「有3成多短線投機客，（賺買賣差價），有3成多中長期投資客（非自用，但出租），只有3成多是自用戶。」衛明不動產週報總經理蔡為民在77田房價持續上漲期間，曾到各預售房屋工地調查購屋人的動機，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正由於有近7成購屋者將房屋視為獲利的商品，才造就了建築商和房屋仲介業哄抬價格的大好機會。　

「我們搞設計的，設計費反正固定。但建設公司賣房子，今天定價35萬（1坪）；一看人買的人多，明天就定37萬；再過幾天，又漲41萬。反正他們認定：『你不買，別人會買。』」一位建築設計師道出這一段他所知道的真實案例。　

一位住在忠孝東路4段巷子裏的市民則強調，他「親眼目睹」某仲介公司透過與大樓管理員的密切連繫，壟斷該地區所有中古屋市場，只要該地區有人要賣房子，管理員會馬上通知仲介業者。他的住所附近有一棟房子，原來屋主預備賣1坪15萬，「隔一個晚上，由於仲介公司介入，馬上翻身為1坪29萬，」他以十分篤定的語氣道出仲介公司抬價的本領。　

在房屋市場最熱絡的時節，「一日三市，早上賣，晚上就後悔的情況，時有所聞，」經營建設公司的淡江大學合作經濟系副教授莊孟翰指出。

　
試圖解決由於游資過剩，造成房價飆漲的辦法是，一方面為游資尋找合理的出路，如開放公營事業股票、發行公債進行公共投資；另一方面是透過金融管制措施，提高貸款利率，降低貸款額度，這樣也許可以使一些純粹做短線投機的人望而卻步。近2個月，中古屋銷售量跌了4成，不少預售房屋的銷售率也只有3成，即是政府金融管制措施奏效的結果。

　
然而，儘管政府針對導致房價不合理的表面原音所制定的打壓措師，已經有了一點成效，但房屋市場不健全所牽連出來的土地利用政策、租稅制度、政治財閥糾結……等錯綜複雜的結構和制度性問題，才是應予重視的根本問題。否則，政府目前的努力難免被譏為是「今年選舉前的心戰喊話，是選舉牌，」一家房屋代銷公司總經理表示。「選舉一過，房價是否會再反彈上來？」住商不動產研究室經理黃明峰便如此懷疑。

試圖撥開這盤根錯節的問題叢林，清出一條可以窺看究竟的脈絡，首先呈現的就是「平均地權」理念根本無法落實。

至今仍被政府奉為土地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在孫先生的原始構想裏，「漲價歸公」是達到平均地權的最佳途徑，「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是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如此說。

但是，這一套在農業時代提出來，要防範工商業發達後可能出現的土地被壟斷、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在台灣雖一直被奉為土地政策的原則，但卻從來沒有實行過。現在，無論在地價估定、稅制規定或是防止土地成為投機炒作的商品等問題上，台灣都急切期待根本的解決。

在地價方面，政府的公告地價遠遠低於民間的實際成交價（市價），一直是個令人批評的話題。今年7月政府年度調整全省公告現值，平均大約只達市價的44％。如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從延吉街到敦化南路口，市價是一坪330萬元，但公告現值是124萬，幾乎只有市價的4成。

公告地價與市價差距太遠，直接影響土地增值稅的課徵，使漲價歸公的理念更加難以落實。由於政府課徵的增值稅，是按土地買時和賣時的公告現值差價，累進課以40％到60％不等的稅。因此，不但課稅的計算標準遠低於市價，使政府稅收減少；同時，同樣一筆土地在同一年度內多次買賣，由於沒有公告現值的差價，可以免課增值稅，等於間接助長短線投機的風氣。　

另外，公告現值每年調高1次，還會帶動市價再飆漲，原因是「賣地的人會把增值稅轉嫁到買主身上，」衛明週報蔡為民指出：「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

地價制度與稅收的缺失，使許多人開始懷疑漲價歸公的理念是個烏托邦，甚至建議取消土地增值稅。台北市建築投資公會常務理事江輝雄即建議，漲價既然歸不了公，現行的制度又方便民間鑽漏洞，何不仿照歐美，將交易後的收入（資本利咳），併入個人所得中，累進課稅。　

地價、稅制外，另一項土地問題是少數的特權財團炒作壟斷土地。

特權左右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圖利，由來已久。一位在地政機關服務達30餘年的老公務員回憶，民國53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草案中規定土地漲價的利益將完全歸公，地價稅也將加重累計課征，當時即遭到本省籍民選立委的反對而無法通過。

　
隨著台灣從農業社會邁入工商社會，都市化的問題開始湧現，部分財團和特權階級想盡辦法滲入各縣市都市計畫委原會，左右土地開發政策、掌握內幕消息，以圖利自己的傳聞，亦屢見不鮮。由於都計會討論都市變更計畫時（如某區土地將從農地變建地），在作業階端民眾完全不能參與，但勢力已伸展到都計會的財團，卻能掌握內幕消息，先大肆收購未變更前的土地，等到變更案通過、公布，該區的土地馬上暴漲，財團因而獲得暴利。　

市場透明化　

身為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原會一員，政大地政所副教授謝友文感受深刻：「每次都計會開會，隔壁房間坐著的（有意圖的）民意代表比開會的委員還要多。」

「都市計畫是貪污的同義詞，」一位台大都市與城鄉規畫研究所教授語帶憤怒的說。

理念與現實脫節、政治運作與社會大眾利益衝突，或許正是40年來台灣土地政策發展的「特色」。未來台灣人口每年將以35萬的數目增加，其中大多數又集中在都會區，人與地的緊張關係勢必日益吃緊，如何防止房地產價格再繼續被惡性哄抬、壟斷，使社會平均分配的正義得以申張，保障每個人「住」的權利，已是今日必須解決的問的。　

「透明化」迫切需要。放眼世界其它國家的作法，要防止房價一日好幾「市」的炒作，儘快建立房地市場資訊交流中心，集合買主、賣主公開比價、議價是個良策。「將所有行情集中透明化，個別炒作將很難，」林朝興曾在美國紐約房地產服務5年，再回到國內業界。據他分析，台灣房地價所以短期內一再上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沒有公開比價的情況下，賣主可以任意哄抬，而導致脫軌。　

2個月來，經濟部政務次長王建煊研議成立「不動產交易所」，試圖將房地產買賣如證券市場般統一操作管理，也是出於市場透明化，可以防止哄抬的想法。
　

買賣透明，能防範房地產「虛胖」的價格，所有人民的財產登記透明，則能防範人頭泛濫，財團壟斷土地。擁有會計師資格的江輝雄指出，台灣大財閥大肆找人頭買土地，不但可以分散稅賦，也可以躲開大眾耳目，保持神秘：「但這套模式是外國極少有的。」他進一步舉日本為例，由於日本財稅機關已能充分掌握全國人民財產資料，任何人頭都可能面臨被政府追查資金來源的命運，要做財團的「替身」並不容易。　

淡大莊孟翰副教授責建議政府緊盯著一些習慣在不動產市場上興風作浪的財團，一方面監督其資金流向，讓財產透明，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市場壟斷。

此外，針對台灣許多擁有百戶以上房子出租、被謔稱為「（每月）從初一到三十，房租收不完」的房東們，有人提議建立房屋坪數累進稅，亦即規定每人一定的居住坪數可以免稅，超過就累進課稅，以縮小這些不勞而獲的寓公們造成的社會不公平，間接抑止「屯積」房屋的風氣。

基本上，地狹人稠是台灣難以改變的現實，當土地不足時，公共建設應可發揮更大的功能。如快速又便宜的大眾運輸系統，即可以擴大都市範圍，將人口外移，爭取更多的土地資源，紓解一部分住屋擁擠問題。　

「都會圈的擴大，要有公共工程投資配合，否則住在郊區是一種懲罰，」社會趨勢觀察家詹宏志指出。　

然而，現階段我們需要的公共工程豈只是交通一項。當社會上許多人對現況不滿，對未來能否安居感到恐懼，而另外一群人卻能大玩特權投機遊戲時；社會大眾更渴求的，其實是社會公平和秩序的重建。